1915年👨🏻‍🌾，日本乘歐戰方酣🚶🏻‍♂️，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，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，提出“二十一條”。到了1919年，歐戰結束🍉，在巴黎和會上☞，中國外交失敗🚣🏽‍♂️，日本又有強迫中國代表追認“二十一條”的行動👩🏽‍💻，中國的外交形勢十分嚴峻🍍。北京各校學生經過秘密籌劃，於5月4日舉行示威運動，用猛烈的方法懲警親日派代表人物曹汝霖、陸宗輿、章宗祥，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。

“五四運動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獻

1919年5月4日下午🚤，北京十幾所高校的學生3000余人在天安門匯集，宣讀《北京學生界宣言》，並遊行示威👩‍❤️‍💋‍👨、散發傳單🧑🏼‍✈️、高呼口號。一部分學生決議到趙家樓曹汝霖的住宅前面示威。曹汝霖住宅前的警察和曹氏仆役見人數過多🧚‍♂️，立刻關閉大門，此舉刺激了前來示威的學生，學生們於是破窗破門而入✍🏻。

當日，曹汝霖😉、陸宗輿、章宗祥3人恰好在曹宅聚會🥁，曹汝霖、陸宗輿二人從後門溜走🌑，章宗祥遭到示威學生的毆打，示威學生在感情奮張之余還放火燒了趙家樓。大批軍警聞訊隨即趕來，逮捕學生32人，其中北大被捕學生有20人。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。

天安門集會遊行和火燒趙家樓的壯舉留下的文獻資料中，最珍貴的要推顧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、羅家倫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🩺、張東蓀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🥑。這三篇“短評”👨🏽‍🍼，是“五四運動”最重要的三份文獻。

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概念的提出

顧兆熊是北京大學教授、教務長👩‍✈️。他在1919年5月9日《晨報》“評壇”欄發表的這篇名為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評論🧔🏿，是目前見到的最早有關“五四”的文獻資料👿。

顧兆熊稱5月4日的行動為“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”，是鏟除“舊秩序”與惡社會⛏，建設新秩序👧🏼、新社會的“示威運動”🧓🏼；是反對“舊道德”🧙🏻👩‍👩‍👦，提倡“新道德”的“示威運動”🥣；是“良善分子與惡劣分子”的“可貴”的“決鬥”。他從這場運動展望國家的未來🔼，對前途充滿憧憬：“吾觀此次學生之示威運動，似青年之精神的潮流，已有一種趨勢。倘再輸以詳確之學說，教以真道德之實質與決鬥之作用，則將來之社會，必可轉病弱為強健也🫸🏽。”

作為北大學生領袖🏣，羅家倫對顧兆熊所說的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”👯‍♂️，作出了更準確🧑🏻‍🦼‍➡️、更鮮明的歷史定位👆🏽。他在5月26日《每周評論》第23號上發表的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一文中率先提出了“五四運動”這個詞，比“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”的提法更簡潔🧑🏻‍🎓、更清晰🥌、更嘹亮🅾️🦫。尤其是他提升出來的“精神”兩字，其意義極其深遠🚴🏽。

羅家倫鄭重地告訴人們：“五四運動”不僅僅是“感情”的，也是“理知”的💇‍♀️；不僅僅是“青年運動”“政治的運動”“國家的運動”“國民運動”“民族運動”“打破惡社會製度的運動”，也是一場波瀾壯闊的“思想文化運動”。“五四運動”折射出來的最可寶貴的是一種“精神”！

羅家倫將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歸為“三種”：第一“是學生犧牲的精神”，第二“是社會裁製的精神”，第三“是民族自決的精神”🤌🏻。並三呼萬歲：“學生犧牲的精神萬歲！”“社會裁製的精神萬歲！”“民族自決的精神萬歲🧝🏼‍♂️！”

張東蓀是現代哲學家、政治活動家、政論家🫡、上海《時事新報》的主編👨🏽‍🚒。5月27日，張東蓀在上海《時事新報》“時評”欄發表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，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這個詞🧗。“五四精神”的這一提法🫵🏽，比羅家倫“‘五四運動’的精神”更鮮明、更凝練、更科學🧔🏽‍♀️。

張東蓀將“五四運動”精神概括為“雪恥除奸的精神”🚵🏽。所謂“雪恥”🫱🏻，指的是“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”🦴；所謂“除奸”，指的是“改造腐敗不中用的政府”🧚‍♀️🧎‍♀️‍➡️。

神聖的運動和可貴的民族精神

顧兆熊的《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運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》最可貴之處，是最早提出了“運動”這個詞👨🏻‍🎤；羅家倫的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》最可貴之處，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運動”這個詞，給“五四運動”命名🧑🏻‍🦱，並且將“運動”提升到“精神”的層面🧎🏻‍♂️；張東蓀的《“五四”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》可貴之處，是最早提出了“五四精神”這個詞🏊‍♀️，給“五四精神”命名🕵🏻。

這三篇文獻，前後呼應🧇、各有側重🪝，又層層深入、開掘提升➙，其用意顯然是要人們感奮起來。從此💇🏿📲，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這兩個詞鐫入史冊，“五四運動”成了中國近現代史上神聖的運動👧；“五四精神”成了中華民族寶貴的民族精神🕵🏿‍♀️。這之後，對“五四運動”和“五四精神”進行界定和闡釋的文章越來越多👳🏼‍♀️。

傅斯年把“五四精神”說成是“北大的精神”。他在1919年9月5日撰寫的《〈新潮〉之回顧與前瞻》一文中說：“‘五四運動’過後⚠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。有覺悟的添了許多，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，也被這幾聲霹雷♘，嚇得清醒。北大的精神大發作🧚🏽‍♀️🥥。”傅斯年在這裏所說的“北大的精神”👨🏼‍🦳，並不是蔡元培的“兼容並包”Ⓜ️，而是魯迅所說的“求新”🥂。

太空在1921年5月4日《晨報》發表的《“五四運動”之回顧》一文中，第一次把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概括為“民主”精神，他鄭重指出：“五四運動”的精神到底是什麽？就是發揮“德謨克拉西”（Democracy）的精神🌓🚯，拿出最大的努力🐗，斬斷奴隸索子🦗，打破黑暗勢力，創造我們的新生命！

1925年5月4日《晨報副刊》刊登了汪典存的《每逢五四便傷神》𓀖，文中說💡，“今欲保存五四之精神”🚦，必須做到兩點。一是以忠恕立身忠者對己對人對事具十分熱誠而負責任之謂（“恕”從舊解，推己及人之意）。二是涵養科學的精神遇事研究，判別是非，具自持不移之態度👨🏿‍🔬。

以上說法代表著“五四運動”的親歷者和見證人對“五四精神”的界定和闡釋👩‍🎤。

（本文轉載於2020年5月4日《學習時報》,摘編自2017年5月4日《人民政協報》）